21世纪经济报道：“网瘾”认定治疗需科学和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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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味依托商业化治疗将触犯医生起码的职业道德底线

本报评论员 周飙

日前传出消息，受卫生部委托的两个研究所，将在年内推出网瘾界定标准和治疗规范。

继今年4月杨永信中心极度暴力的治疗手段曝光之后，本月初又发生了少年邓森山在训练营被教官殴打致死的惨剧，这些怵目惊心的情况让公众开始关注和质疑网瘾治疗的合法性。在缺乏科学和经验依据的情况下草率从事以至酿成众多痛苦和悲剧的部分医疗人士，却毫无反思、悔过和歉疚之意，甚至仍在推动网瘾的不合理认定和治疗。

网瘾（IAD）作为一个术语起源于一个玩笑，尽管后来有少数精神科医生主张将其列为独立病种，但始终未曾得到医学界普遍认可，2007年美国医学会（AMA）拒绝了将其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的提议；多数精神科医生并不认为IAD是一种新的或特别的病症，他们宁愿将与网络和电脑使用有关的精神异常，按其表现和病因归入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应激障碍等精神障碍，这些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证明，有着明确而成熟的诊断和治疗规范，而无须另行制定标准；研究发现，被笼统称为网瘾的游戏成瘾和色情内容成瘾，与饕餮症、购物癖、电视癖等，在成因和机理上往往十分相似，按行为外部特征分为一个个单独病症没有多大意义，也无助于准确诊断和矫正。

就是这样一个十分模糊且远未得到医学界接受的概念，在中国却突然之间被认定为一种确切的疾病，成千上万的孩子被归为病人。许多家长之所以认为孩子犯了网瘾病，是因为他们自己压根不知网络为何物，他们唯一看懂的是孩子整天坐在电脑前，却不知道借助电脑和网络可以做的事千差万别，那里的生活可以和网下一样甚至更加丰富多彩；如果远古渔猎民走进现代城市，说你们都有坐凳瘾、室内瘾、灯光瘾、挣钱瘾，他会得到什么回答？家长的误解和急切或许还可体谅，但被托付了信任和期待的医生和治疗机构，如果只管收钱，来者不拒，那就将丧失医生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商业诚信。

家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为孩子作出某些决定，或实施某些强制措施，甚至轻微体罚也为我们的传统和习俗所接受；但家长监护权不是无限的，特别是当涉及到人身伤害时，家长不得恣意而为，即便是将监护权扩张到极端的古代父权社会，父亲打死孩子也是要被杖责和流放的；当然，许多家长将孩子送进网瘾戒除中心时，未必清楚孩子将会遭受暴力的对待，他们是被欺骗了。

医生作为一种直接影响健康和生死的敏感职业，被客户托付了更多的信任，因而比一般行业负有更多的审慎责任；这种审慎应体现在对处置手段的效果和风险的充分评估上，在作这样的评估时，应充分尊重医学界的共同经验、准则和共识；那些极具伤害性或高度危险的处置手段，只有在高度确信不处置会更危险的条件下，才是正当的；所谓网瘾，显然不是高危急症，部分戒除中心，没有医学界共识、没有双盲试验和对照研究、没有诊断标准、没有普遍认可的成熟疗法、没有对家长的充分告知，竟然胆敢使出如此暴力的处置手段，除了犯罪之外，我想象不出还有别的恰当词汇可以指称这种行为。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